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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批評“批評權”的追問
來源:文學報 | 段崇軒  2020年11月28日09:45

“無限”與“有限”

一個批評家,文學批評的“批評權”是與生俱來——私有的?還是外部所賦予——公有的?是任性使用——無限的?還是有種種約束——有限的?在私有、公有,無限、有限之間,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些問題在既往的歷史中,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而在今天卻變得模糊、突出、嚴峻,需要我們去反思、辨析、追問了。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有了巨大的發展,但在發展中卻出現了一些不平衡現象。文學理論、文學史生長緩慢,而文學批評卻如火如荼。我們的相當一部分批評家,已放棄了“批評權”的限制、底線,在他的文章、發言、談話中,表達着一種非文學、非批評的看法與闡述。文學批評是文學理論、文學史的源頭活水。文學批評的混亂、失範,又直接導致了文學理論、文學史的消沉、衰弱,使整個文學評論成為一個跛足的巨人。

文學批評對文學、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決定了這一文體的重要性。英國批評家歐文·霍蘭借馬修·阿諾德的話,概括出這樣的觀點: “批評家的重要作用就在於通過‘自由、公正的思維方式’尋找最精華的思想,為偉大的文學創作時代開闢道路。”他主張文學批評要堅持自由、公正、無私的原則,只有這樣的文學批評才能“助產” “偉大的文學”的誕生。由此可見,文學 “批評權”掌握在批評家手裏,但絕不是無限的、私有的,而是揹負着沉重使命。

文學批評是直接面對讀者,着重提供給一般讀者讀的,而這一點,正是我們批評家的“盲點”。魯迅發表過許多關於批評的精闢論述,他説: “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開初是很能夠矇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這作者的真相的時候,卻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誠懇,或學識的不夠了。然而如果沒有旁人來指明真相呢,這作家就從此被捧殺,不知道要多少年後才翻身。”幾句話就把作家作品的低劣、批評家的吹捧、讀者的洞悉,刻畫得入木三分。俄國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説: “批評是對一種文學作品的優缺點的評論。批評的使命在於表達優秀讀者的意見,促使這種意見在人羣中繼續傳佈。”這裏突出了廣大讀者中的優秀讀者,因為優秀讀者才能代表社會閲讀的高度,才能更領會文學作品的精髓。這實際上給批評家提出了嚴苛的要求和更高的尺度。

實際上,批評家的責任是大於權力的。但也正是在這種“私權”與“公權”、 “無限”與“有限”的張力與協調中,使文學批評充滿了神祕與魅力,湧現了眾多的文學批評力作,也催生出無數了不起的批評家。

批評類型與“權力”膨脹

古今中外的理論家、文學家,都試圖給文學批評分類,從批評家、批評文本的角度,分成幾種類型。這種分類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但又是十分需要的。沒有哪一個批評家是純而又純“單色”的,他們總是兼有多種批評特徵,但他們又常常表現出某種基本的、突出的批評個性,使他們呈現出某種類型或派別。我把文學批評分成學術自主派、主流話語派、個體印象派三種類型。

學術自主派批評的強勁發展與潛在的問題。這類批評是指那種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教授、專家們,按照學術規則進行的批評活動和批評寫作。法國評論家蒂博代稱其為“職業的批評”。我曾經把它叫做“學院派批評”。它是整個文學批評的龍頭、主體,在文學批評事業中佔據着“壓艙石”位置。它的批評對象包括當下的和當代的作家作品,文學思潮和現象、文學批評以及批評家等多個領域。它的批評方法既有傳統的又有現代的等多種。在這類批評中湧現了眾多的代表性批評家,如洪子誠、陳思和、丁帆、陳曉明等等。90年代以來,這種批評得到了空前發展,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學院化、一種是普泛化。學院化的意思是不管批評對象的高低優劣,都納入學術研究的模式和程序中,用現代批評方法進行分析、闡釋、評判。普泛化的意思是降低批評自身的“身段” “尺度”,把魚龍混雜的當下作家作品,一律視為優秀之作。這兩種批評看似迥然有別,前者是拔高了作家作品,後者是降低了批評自身。但目的則是同一的,即迎合時下的表揚、歌頌批評潮流。學術自主批評,本來是一種嚴謹、理性、科學的批評,但在一些教授、專家手裏,卻背離了學術規則、模糊了批評標準,任性地使用着他們的“批評權”,把批評界攪成一片“江湖”。

主流話語批評是制衡、主導文學發展的重要力量,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卻往往處理不當。這類批評是指那種在文學體制中,或專業或業餘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員,所進行的文學批評寫作和活動。我曾經把它稱為“協會派批評”。他們遵循意識形態思想理論,又立足當下文學創作實際,對文學發展態勢、文學思潮與現象、當下的作家作品等,做出宏觀的、快速的綜合、評論、引導。主流批評曾出現過一代一代卓有影響的評論家,最有代表性的是雷達,他既能緊貼主流文學思想理論,又能洞察當下文學發展規律,還能把握文學特別是小説的藝術真諦,把這些有機地融為一體,作出自己的闡釋,表達自己的思想。儘管學界對這種批評有看法、有批評,認為它缺乏學術的嚴謹、深度,但它無論如何是需要的、重要的。主流話語批評存在的問題,是表揚與批評的關係難以處理。主流批評為了作家的團結、文學的發展、社會的需要,特別是在作家作品的評論上,我們很難看到那種明確的批評。

個體印象批評是一種有價值、有前途的文學批評類型。它源遠流長,但現在的發展並不理想,其自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印象批評是一種個人的、感受的、創造性的批評,它的“批評權”可謂是無限的。有人把它稱為 “野生批評”,我曾把它名為“自發批評”。它可以是專業批評,但更多的是業餘批評。它的作者隊伍最為宏大,有批評家、作家,有教授、專家,有文學讀者,它的文體形式也是龐雜的,有短評、讀後感、序言、札記、日記等等。現代文學史中的戲劇家、小説家、翻譯家李健吾,同時也是著名的印象主義批評家。但印象批評家的身份卻常常是重疊、模糊的,有些學院派、協會派的知名批評家,有時又以個體的身份,用印象批評的體式,如短論、序言、信札等,隨意地肯定、讚揚某一作家作品,混淆了公權和私權的界限,造成了文學批評的混亂。而一些有文化的讀者,用隨筆、雜文、對話等形式,肆意地批判、“起底”作家作品,造成了社會和文化領域中的紊亂。而我們的文學批評卻沒有肩負起激濁揚清的反批評責任。個體印象批評有待關注、研究、規範、自強。

主體人格和批評“尺度”

作家主體人格的建構與批評尺度的強化,是兩個談濫了的話題。但在今天的文學批評中,又是兩個迴避不了的重要問題。為什麼那麼多的批評家,卻湧現不出令人敬仰的批評大家?不是因為思想理論、學識修養等方面的缺失,而是因為我們很少有那種引領精神的批評人物了。為什麼那麼多批評專著、論文,卻沒有那種富有權威性、號召力、激發性的典範性作品?也不是因為思想立意、學術價值、寫作方法等原因,而是因為在批評標準的理論上,自身闡述不力,標準的應用也讓人生疑。自然還有其他原因,但批評的標準是一個重中之重的問題。回想上世紀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我們曾有一大批各領風騷的批評家,有不斷湧現的堪稱“必讀書”的中外文學批評著作,今天為什麼風景不再了呢?

當代評論家於可訓在《且説文藝批評的異化》中尖鋭指出:“文藝批評在喪失其主體身份的同時,也失去了以主體身份闡釋和評價文藝作品的獨立自主性,批評家往往為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力量所左右,或迎合作者,或附和公眾,或遷就媒體,或追逐時尚,從觀念到方法,從思維到表達,都受制於這些非主體性的因素,而不是個人獨立自主的選擇,因而也看不到批評家的獨特個性和個人風格。”這就是説,主體身份一旦坍塌,批評家以及他的批評實踐就完全背離了學術本質和規律。因此我們的批評家特別是年輕的批評家,務要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堅守,丟掉那種精緻利己主義的打算,在批評理論的研習、批評寫作的磨礪中,逐漸塑造起自己真正批評家的形象。

文學批評的尺度需要逐漸地更新和加強。所謂批評尺度,就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標準,即批評家通過細讀作品、研究作家,最終判斷時所使用的那把 “尺子”。韋勒克、沃倫就批評的標準説過一段權威的話: “人要評價文學必須根據文學的文學價值高低作標準。文學的本質、效用和評價必然是密切地互相關聯的。某一個東西的價值,即它的慣常的或最專門的或恰當的價值,應當就是那由它的性質(或它的結構)所賦予的價值。”這番話強調了文學作品價值的客觀性,文學批評評價標準的嚴肅性。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文學標準亦各有側重。文學的標準是複雜多變的,但又是有共同特質的。其實每個時代奉為經典的文學,就藴含着一種深度標準。我以為文學標準有兩個參照系,一個是歷史文學的高度,另一個是當下文學的高度。二者的融合就是一種“通用”的標準。學術界要不斷地關注、研究、深化文學標準理論,努力構成一種具體、穩定的文學評價標準。事實上,每個批評家心裏,都有一個大致相似、心心相通的文學標尺,關鍵是我們在批評實踐中,能否守住 “初心”,堅持真理。繞了一圈,這又回到了批評家的良知、操守、人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