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讀汪曾祺札記:勘誤與靈感
來源:文學報 | 存磊  2020年11月27日08:28

汪曾祺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個難題。僅從字面是無法解決的,須瞭解地方風物方可。此外,還有汪曾祺自己的筆誤,應有適當的註解説明一下。

汪曾祺作品的校勘,是一個難題。如人文社新版《汪曾祺全集》,小説第一卷的《異稟》,有句子:“正月初一日起新增美味羊羔五香兔腿。”第二卷《異稟二》:“即日起新添美味羊糕五香兔肉。”一為羊羔,一為羊糕,同一種食物出現異文,總有一個是不對的。許多人從生活習見判斷,多會認定“羊羔”正確,其實不然,“羊糕”乃汪曾祺故鄉高郵的食物——凍結的白煮羊肉成塊,吃時切片,正是小説中描寫的:“這地方人沒有自己家裏做羊肉的,都是從薰燒攤上買。只有一種吃法:帶皮白煮,凍實,切片,加青蒜、辣椒糊,還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蘿蔔絲(據説這是最能解羶氣的)。”在另一處亦有佐證,一九九六年所寫《國風文叢總序》有云:“最後為五香野兔、羊糕(山羊大塊連皮,凍實後切片)……這些都是對於旅居的遊子的蠱惑,足以引起對童年生活的回憶。”汪曾祺自然不會將自己家鄉的食物名稱寫錯,人文社全集所據小説版本是雜誌的初刊本,若那裏已是“羊羔”,或是雜誌編輯想當然擅自修改的,全集也就沿襲了這一錯誤。這樣的異文校勘僅從字面是無法解決的,須瞭解地方風物方可。校勘之難,可見一斑。

若説“羊羔”之誤是編校之責的話,那汪曾祺自己的筆誤就別有意味了。如一篇散文的開頭:

“我的家鄉是蘇北,和長城距離很遠,但是我小時候即對長城很有感情,這主要是因為常唱李叔同填詞的那首歌:長城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送別》的歌詞中,並非“長城外”,而是“長亭外”,看來是汪曾祺的記憶誤差了,而這個記憶或許自童年即開始,否則不會言之鑿鑿寫進文章裏。聯想到他回憶西南聯大的馮文潛先生講課,講一首詞:“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馮先生説他的孫女念這首詞,總是把“吳山點點愁”念成“吳山點點頭”。這種童年的記憶有時真會影響甚大,也未可知。

汪曾祺在談廢名的一篇文章裏寫道:“《竹林的故事》算是長篇,叫做故事,實無故事,只是幾個孩子每天生活的記錄。他不寫故事,寫意境。”事實上,廢名《竹林的故事》是短篇小説,不是長篇,也不是幾個孩子每天生活的故事,且仍以講故事為主;符合這些描述特徵的,其實是《橋》。這大約是汪曾祺憑記憶寫出,乃有此訛誤。另一篇關於葡萄的散文裏,他説:“葡萄本都是外來的,但在中國落户已久,曹操就作文讚美過葡萄。”曹操並未讚美過葡萄,而是其子曹丕,在《與吳監書》寫過葡萄(汪在別的文章裏引用過《與吳監書》,自然是知曉的,不過此處筆誤)。小説《禮俗大全》中,敍述孫家女兒能背誦《長恨歌》《琵琶行》《董西廂》,隨後引用:“碧雲天,黃花地,秋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不過,這首名為《端正好》的小令並不出自這三種作品,而是來自《王實甫西廂記》,汪曾祺顯然誤記為《董西廂》了。這樣大大小小存在的問題,不在少數,應有適當的註解説明一下,但似未有好的注本,是有些遺憾的。

汪曾祺一九八八年所寫散文《淡淡秋光》中,説起小孩子喜歡在秋天收集梧桐落葉,“對於這樣毫不值錢的東西的珍視,是可以不當一回事的麼?不啊!這裏凝聚着我們對於時序的感情。這是‘俺們的秋天’”。

“俺們的秋天”一語,疑是戲仿小林一茶《俺的春天》。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俺”或“俺們”並非其方言,大約是在“用典”吧。

這是一種猜測,——牽來佐證,汪曾祺是讀過小林一茶的,知道這本《俺的春天》。這篇散文裏忽然出現 “俺們的秋天”,實在突兀,我便好奇心起,嘗試解釋一下。

年輕時代的汪曾祺讀過小林一茶,證據是一九四六年寫的小説《磨滅》(發表於同年九月二日《大公報》),開頭寫道:

“蒼蠅搓它的手,它的腳。

(不要打了,蒼蠅搓它的手它的腳呢。)”

這是來自周作人的《雨天的書·蒼蠅》中所譯小林一茶俳句:“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一九二五年《陀螺·一茶的詩》亦收此俳句。)汪曾祺略加變化,重章用之,欣賞其間之趣味。

對影響汪曾祺的一些書,會感興趣某些來龍去脈的細節。如清代吳其濬的著作,是汪曾祺40年代末在上海教中學時借來讀的,不過似只有《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吳其濬另一部《植物名實圖考》,或是後來找來看的;汪曾祺頭次形諸書面提及這兩部書,是70年代初與朱德熙的通信,很是推崇,將其推薦給老友讀,至於新時期後,頻繁在散文中徵引其中語句,且抄下一段作小説《晚飯花》的題記。從他使用的嫺熟及頻次,應是手頭已備,至於是何版本,因二書印行較少,或可推測一下——《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乃一九五九年商務印書館版,《植物名實圖考》乃一九六三年中華書局版(汪讀書不重珍本,只選便利獲得的通行本)。汪曾祺激賞的《董解元西廂記》,初讀應也是40年代上海時期,於舊書攤覓得,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普通的影印刻本,這本書對他以後寫戲、寫小説均有啓發,如用韻文思維的方式,湯顯祖所言“度尾”“煞尾”等。在下放張家口沙嶺子勞動時,汪曾祺意外地在鎮子裏小書店發現幾冊書——《夢溪筆談》《容齋隨筆》《癸巳類稿》《十駕齋養新錄》,一口氣全買下;這些書裏除《十駕齋養新錄》外,另三種他都使用較多,如在沙嶺子時期,他偷閒寫了《古代民歌雜説》,即以《癸巳類稿》裏的材料考證古歌謠《雉子班》,算是現讀現用了,若干年後寫給朱德熙的信中又用《夢溪筆談》或《容齋隨筆》的記載談油炸蛤蜊,後來的散文寫作中,更是時時見之。明代王磐,是故鄉高郵的先賢,以寫作散曲聞名於世,其《野菜譜》未必人人皆知,汪曾祺應早聽説過,不過此書印行稀少,他一直不得見全貌,直到80年代託人從家鄉圖書館複印一份,才讀到,寫《王磐的〈野菜譜〉》一文,推介之。

汪曾祺曾説西南聯大國文課教材選入林徽因的作品,引來議論紛紛。我很想知道有些什麼議論,但他並未明説,我也未查到別的資料,只能試着略加推測。汪曾祺説聯大中文系是“京派”的(此稱謂由後世文學史家歸納所得,其時並無),國文課教材有傾向性,翻翻這本書的新文學部分,選左翼作家僅茅盾(《連環圖畫小説》)一人,京派則有周作人(《希臘的小詩》)、朱光潛(《文藝與道德》《自然美與自然醜》)、沈從文(《我的創作與水的關係》)、丁西林(《一隻馬蜂》)、林徽因(《窗子以外》),另外選入新月派的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陳西瀅(《閒話》),也是與京派有莫大關係的,所以説是其傾向性引來議論,看來如此。至於為何非議的矛頭較集中於林徽因,或許是“議論者”認為可議處最多:首先,林徽因非專業作家,其專業是建築學,在文學寫作上她類同 “票友”,作品存世數量較少——不過幾十首詩、六篇小説、若干散文、半部劇本,以非專業作家的身份得以選入國文選,難免引來側目;再有,“述而不喜作”的林徽因,是“太太的客廳”的主人,此沙龍起着凝聚京派同仁向心力的作用(另一沙龍是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舉辦的“讀詩會”),她等同於組織者、召集人,其在京派圈子裏的地位可想而知(她名列《大公報》文藝獎金評審委員會,亦是標誌之一),那她的文章選入教材,外人難免要想是否有人情因素的摻雜?依我所見,斷然否認有此因素存在,與肯定有此因素存在都無必要,因任何選本必然體現編選者的傾向,其選什麼不選什麼,正是選本之特色,温吞水般模糊傾向,反而是平庸的、乏味的。因此,選誰未必可非議,要緊的是入選作品的水準,林徽因的《窗子以外》如何呢?那就要説,這是篇很出色的文章,通篇以意識流手法寫成,毫無生澀感,有着本土化之圓熟,可入新文學以來第一流的散文序列;或許更重要的,是此文透露出的知識分子於底層民眾的負疚感乃至“原罪感”,以及知識分子對自己工作的隱然自尊自信,使得京派同仁深感共鳴,大有慼慼之感。而這種負疚感,也非京派知識分子所獨有,而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所共有的,早從新文化運動之初,北大 “歌謠研究會”的蒐集整理民間歌謠、民間傳説故事,民俗研究等活動,即已開始“到民間去”,就是共同懷着此心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似有着“代言”之用,體現了二三十年代生活較為優渥的知識分子的心聲。就此看來,西南聯大國文課教材選入此文,是經過慎重考慮的,是要展示知識分子眼中的“窗子以外”的生活。

汪曾祺的文學啓蒙,就是受着這樣的“京派”主導之國文課教材浸潤(他上西南聯大之前,即已熟讀沈從文小説,沈自然是京派中堅人物),發展出類似的文學觀念與審美觀,以至多年後被稱為最後一個“京派”,他亦以此自豪。

由廢名至沈從文,又至汪曾祺的傳承,順帶説説學汪者——或貿然加以“汪派”一稱吧。新文學以來,有一些作家開創了獨屬的文學觀、審美方式及寫作方法,以至引來許多的追隨者,如魯迅、周作人、廢名、張愛玲等。汪曾祺源出廢名、沈從文,但其特質是明顯的,作品之魅力,自80年代以來,引來無數的學習者,直至今日不僅不衰減,更有發展之勢。不過,不客氣地説,三十多年來的學汪者大多碌碌,並未出現出色的,這是何緣由,或可探究一下。汪曾祺被文學史家歸入最後的京派作家,或被稱為“最後一位士大夫”(雖未必妥當),總歸暗示着其作品的“文化內涵”,即意味汪曾祺簡白平和的文字下,並非就是“白”,如同川菜中的“開水白菜”,其湯清澈,卻非清水,而是熬製的雞湯。80年代的汪曾祺復出,代表作品多寫於此時,學汪者亦始於此時,他們生長於文化斷裂多年的時代,先天不足,那“開水”便真是一清到底的白水,以此根基去追隨稟有幼學底子(且不限於“文”,兼及書法、中國畫、崑曲等)的汪曾祺,除去畫虎不成還會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