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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聯大”的文學教育與文學活動考述(1937-1946)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 姜彩燕  2020年11月27日08:51
關鍵詞:西北聯大

摘要:以“西北聯大”檔案史料、相關原始期刊及諸多當事人的回憶、傳記以及具體作品為依託,從文學課程與師資力量、文學社團與文學刊物、聯大師生的文學創作等方面,系統梳理和總結抗戰時期“西北聯大”的文學教育與文學活動。認為“西北聯大”雖然偏居一隅,但並非寂寞無聲的文化貧瘠之地,而是與同時期其他地域文學與文化聲息與共,呈現出抗戰時期文學與文化多元性、流動性、開放性的特徵。由“西北聯大”生髮而來的文學線索,延伸到延安文學、東北作家羣、七月派、九葉派以及台灣文學中,因而成為觀察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站點。

關鍵詞: “西北聯大”;文學教育;文學社團;抗戰文學

自錢理羣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大學文化叢書》問世以來,中國現代大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研究逐漸成為學界熱點,湧現出一批優秀的研究成果。如羅崗《現代“文學”在中國的確立——以文學教育為中心的考察》、王彬彬《中國現代大學與現代文學》、沈衞威《民國大學的文脈》、汪成法《現代大學與中國新文學傳統》、張傳敏《民國時期的大學新文學課程研究》、王晴飛《現代文學與大學制度》等,都對大學文化與現代文學關係作了較為宏觀的考察,而陳平原、高恆文、王培元、姚丹、李光榮、黃延復、張玲霞、王翠豔、季劍青、楊蓉蓉等人的著作,則對北京大學、東南大學、延安魯藝、西南聯大、清華大學、北京女高師、燕京大學,以及北平、上海地區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狀況作了具體的個案研究。

上述研究成果可見,除了對延安魯藝的關注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民國時期西北地區的大學教育與現代文學的關係。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作為抗戰時期中國最大的兩個大學聯合體,西南聯大已經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研究成果璀璨奪目,與之相比,西北聯大就顯得黯淡許多。雖然“國立西北聯合大學”之名僅僅存在了一年零四個月,不過,目前在學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和近現代史學界,通常把1937年以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等院校為基幹設立的西安臨時大學,和1938年遷往陝南後改稱的國立西北聯合大學以及其後的五校(國立西北大學、國立西北醫學院、國立西北工學院、國立西北農學院、國立西北師範學院)分立合作時期統稱為“西北聯大”。因為西北聯合大學的辦學宗旨、師資、學生、設備還保留在這五校之中,是一個具有特殊的整體性、連續性和統一性,分而有合、血脈相連的高等教育共同體。2012年以來每年組織的“西北聯大與高等教育發展論壇”,2016年張在軍《西北聯大:抗戰烽火中的一段傳奇》的出版,使塵封已久的“西北聯大”漸漸進入人們的視野。不過,已有的關於“西北聯大”的研究多為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而以學科為切入點的研究成果,則以理工科為主,文科類的較少,而專門從文學角度研究“西北聯大”的更為少見。因此,對“西北聯大”文學教育與文學活動相關史料的挖掘將會對我們瞭解抗戰時期西北地區的高等教育和文學活動提供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會補充和完善學界對現代大學與現代文學的關係研究。

一、“西北聯大”的文學課程與師資力量

“西北聯大”承續的是北平師範大學的國文教育傳統。1938年,西北聯合大學正式在陝南城固成立後,在《西北聯大校刊》第1期上發表了《師範大學國文系科目表及説明書》,該課表由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國文系主任黎錦熙和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文系主任錢玄同共同擬定,課表內容如下:

從中可以看出,西北聯大國文系的課程主要以傳統科目為主,新文學課程所佔比例甚少,專門講述新文學的僅《新文學概要》一門。而 《小説史》《小説選》《白話文選》等課程則會在末尾部分涉及清末之翻譯及新文學作品。[2]

1938年秋,教育部規定大學各院系課程要有共同標準,大學文理法工商農各學院都規定了共同必修課。其中文學院的共同必修科目包括:中國文、外國文、中國通史、西洋通史、論理學(按:邏輯學的舊稱),哲學概論和科學概論任選一種,數學及自然科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生理學、地質學)任選一種,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任選二種。[3] 在基本遵照教育部關於一年級共同必修課的基礎上,西北聯大文學院制定了適合自己的課程計劃:[4]

該課程計劃從1938年秋季開始正式實行。課程包攬古今中外,文理兼備,較為科學合理。同時,聯大很重視學生寫作能力的培養,規定全校一年級學生必須寫作“修養日記”及“讀書札記”[5]。因為作文進步與熟讀模範文不無關係,故規定“學生每期必背誦模範國文若干篇。”這些舉措非常有利於培養學生的寫作能力。西北聯大校園寫作氛圍濃厚,同學們組織了“青年寫作會”,[6] 有多位同學參加全國性的徵文並獲獎。 [7]

西北聯大教授羣體中不乏國內一流學者與專家,如黎錦熙、許壽裳、李達、馬師儒、曹靖華、傅種孫、羅章龍、陸懋德、徐誦明、張伯聲、李季谷、謝似顏、楊若愚、白鵬飛、楊其昌等,其中很多人曾留學德、英、美、法、日等國,具有深厚的學術造詣。擔任國文系導師的譚戒甫、許壽裳、盧懷琦、唐祖培、羅根澤、黎錦熙、曹鰲等人,皆為相當有成就的學者。雖然名師雲集,但由於西北聯合大學內部矛盾重重,“聯而不合”,“好比三個人穿兩條褲子,互相牽扯,誰也走不動”,[8] 只好於1939年解散了。雖然西北聯合大學解體,但與文學密切相關的專業從西安臨時大學到西北聯合大學再到國立西北大學,始終保留在其文學院或文理學院中,也有部分教師分流到了西北師範學院,但與分裂出去的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關係不大,因此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性。

西南聯大雲集了眾多新文學作家任教於中、外文系和歷史系,尤其是楊振聲、沈從文、李廣田等開設的新文學課程,繼承了新文學的傳統,提高了新文學的地位。[9] 相比之下,“西北聯大”的新文學課程與新文學作家不多,但也有一些。楊晦1941-1943年任國立西北大學中文系教授,講授現代文學、文學批評等課程。在當時是“最活躍的”一位教授。“矮矮的個子,又瘦又黑,眼睛細小,但講話時聲音宏亮而尖。” [10] 他善於言辭,勤於寫作,頗能吸引青年學生。丁易1941年任教於國立西北師範學院中文系,講授中國文字學、新文學史等課程。因思想進步,又有較豐富的創作經驗,課程獲取了很多進步學生的愛戴。

西北聯大外文系人才濟濟,有張舜琴、孫晉三、佘坤珊、張傑民、謝文通、李貫英等教授,還有幾位給學生留下較為深刻印象,且和現代文學關係密切的教師。一位是留法歸來的紀德研究專家盛澄華,他於1940年9月到國立西北大學任教,擔任法文及法國文學史等課程。[11] 據其學生唐祈回憶:“他頭兩年開的是詩歌課,法國詩從波特萊爾、瑪拉美、魏爾侖、梵若希(今譯瓦雷裏)……一直講到正在法國搞抵抗運動的阿拉貢、艾呂雅。時間的跨度大約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包括前期象徵主義、象徵主義、後期象徵主義到超現實主義;英國詩則從浪漫主義復興時期講到19世紀末,也多用《藏金集》一類教材。”[12] 除教法文之外,還從《中國新文學大系》選擇一部分作品譯成法文。同時花費大量精力翻譯紀德的作品,其“譯筆之流暢優美是譯品中少見的。 [13] “新月四子”之一的饒孟侃,於1938至1939年7月任教於西北聯大外文系,任外文系二年級導師,[14] 系主任,[15] 講授英國文學、英詩、莎士比亞等課程。“西北聯大”教師中還有一位新月派詩人於賡虞,他早年畢業於英國倫敦大學,有惡魔詩人之稱。1941年到城固任西北聯大文學院教授,後擔任文學院院長,[16] 講授“英文小説名著翻譯及國文文學概論”等課程。他“上課的時候,倒揹着手,在講台上來回踱步,嘴巴抖顫,眉梢微縐,可以看出那分兒吃力的樣子,半天説不出一句話來,而説過幾句話之後,必然會微笑一下,低頭望望腳下。”他常鼓勵同學們寫詩:“二十幾歲是詩的年代,多寫,多寫。”[17] 西北聯大外文系的教師大都有留學歐美的背景,在外國語言文學方面有深厚造詣,對學生們的創作和研究有很大啓發。

西北聯大的俄文教育歷史悠久,成績斐然。西北聯大法商學院是由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發展而來,其中的商學系“實際就是俄語系”[18]。西北聯大第一位有影響的俄文老師是曹靖華,他在西北聯大主要教授蘇俄文學,並先後翻譯了《死敵》《小無賴》《牧童》等小説。他不僅僅傳授翻譯技巧,指導學生寫作,傳授新文學知識,闡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戰鬥傳統,[19] 更重要的是宣傳革命思想。1938年1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指責聯大的教學設置仍然講授馬列主義觀點的社會科學課程,下令禁止學生學俄文,要求解聘曹靖華等進步教師。因此,包括章友江、沈志遠、彭迪先等13人先後被解聘。法商學院學生李昌倫等200餘人簽名請願反對教育部解聘進步教授,要求恢復商學系俄文課程,可見當時俄文課程以及俄文教師在學生的心目中佔據了重要地位。1939年,商學系改為以英文為第一外語的一般商學系,取消俄文課程,另在文學院外文系設立俄文組。[20] 西北聯大的俄文專業由此得以延續。俄文組教師中不僅有翻譯家李毓珍(筆名餘振)和有俄國通之稱的徐褐夫,[21] 還有魏爾柯夫、索比諾夫等俄籍教師。

西北聯大的俄文教育對學生產生了巨大影響。著名作家柳青,曾於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在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法商學院俄文先修班學習。這段學習經歷對他日後從事俄文翻譯、學習俄國文學有啓發。抗戰時期,大學設俄語系的很少,李滿紅、牛漢等人正是由於對俄羅斯文學的濃厚興趣才選擇了西北聯大外文系俄文組,並深受俄文教師餘振的影響。[22] 1982年,牛漢在寫給餘振的信中説:“您不僅是我們的嚴師,也是我們戰鬥行列中的兄長。”[23] 西北聯大俄文組除了培養了一批詩人,也為中國培養了一大批俄蘇文學的翻譯和研究人才。孫繩武、劉遼逸、盧永福、龔人放等俄蘇文學的編輯家及翻譯家都是西北大學俄文組畢業的學生。

二、“西北聯大”的文學社團與文學刊物

“西北聯大”上承30年代北平大學和北平師大的校園文化傳統,[24] 校園文學社團、校園刊物、壁報及演劇活動非常豐富。資料顯示,聯大校園與文藝有關的社團以及各種類型的讀書會多達數十個。[25] 西北聯大台北校友在回憶母校的一首詩裏説:“前院兩堵牆,壁報滿琳瑯,西邊政經論,東邊文藝香。”[26] 説明當時校園裏壁報之多,學生活動之豐富多彩。西北聯大綜合性的文藝團體除了文藝學習社、星社、北方學社、西北風學社、篤行學社、春秋學社之外,成績較為突出的文學社團有以下幾個:

西北文藝筆會,是西北聯大學生自發成立的文藝團體。1939年11月正式成立於陝南城固,主要負責人是法商學院政治系的尹雪曼和外文系的夏照濱。筆會辦有壁報《文藝》,還有正式主編的刊物《文藝習作》。《文藝習作》於1939年10月發表創刊號,1940年12月停辦,共創辦8期,體裁包括詩歌、散文、散文詩、小説、報告、文藝評論等。據時任《大公報》副刊編輯、記者的陳紀瀅致尹雪曼和夏照濱的信可知,西北文藝筆會及《文藝習作》乃是他努力敦促尹、夏二位創辦的,希望藉此機會“抯當起抗戰西北文藝堡壘。”[27] 從《文藝習作》所載《本會消息》可知,筆會會員們在詩歌、戲劇、小説、理論方面,都有很不錯的成績,暑假還組織會員們赴甘肅、寧夏、青海等地考察,[28] 是一個相當具有創作活力的團體。筆會成員自我期望很高:“希望這個小團體在西北文藝的荒原上開一朵挺拔的花,把光輝和創造社,文學研究會一樣地寫到中國新文藝發展史上去。” [29]

西北文藝筆會編輯的《文藝習作》是《青年月刊》的副刊之一。《青年月刊》1935年創辦於南京,抗戰後相繼遷往武漢、重慶出版,是面向全國青年尤其是大學生的一份刊物。《文藝習作》1-3期是作為《青年月刊》的副刊獨立編輯的。1940年,由於“各方的要求副刊的種類加多,副刊篇幅也要擴充”,於是《青年月刊》“不得不將全部本文都讓出來。”[30] 他們將整個刊物整合為五個欄目:一、青年評壇;二、論著;三、大學動態;四、文藝;五、讀者通訊。而文藝這一欄“專歸西北大學同學編行文藝習作”。這樣,從《青年月刊》第10卷第1期開始,《文藝習作》正式成為該刊中的一個欄目。從1941年起,《青年月刊》改版,《文藝習作》停刊,但此後該刊的“青年文藝”欄目,還經常發表西北聯大學子的文藝作品。第11卷第5期,還刊出了悼念西北聯大外文系病逝的學生王黎風專輯,發表了多篇西北聯大同學們對黎風的悼念作品及黎風遺作《洋槐花》。悼念文章第一篇《祭》,署名《青年月刊》社西大分社西北文藝筆會。説明《文藝習作》雖已停刊,但文藝筆會的活動還在繼續。

西北聯大所在地漢中,在抗戰時期大後方所演的話劇場次劇目,僅次於重慶、桂林、蘭州,遠超過西安,因而有戲窩子之稱。[31] 僅1940年漢中的各類劇團就不下20個。[32] 西北聯大校園戲劇氛圍也十分濃厚,主要有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劇團、新生劇團、振中國劇社、西北大學國劇社、西大秦劇社、豫劇社、國立西北大學新潮話劇團、國立西北大學劇團、西北青年劇社等。校園劇團演出形式豐富多樣,既有傳統舊劇,也有新式話劇。其“文藝氣氛,演出水準,均遠超過今日許多職業劇團”。 [33] 據“西北聯大”台灣校友回憶,當時的校園附近到處可見同學們排演話劇的情景,這些話劇“明星們”在學校小東門的蓮花池畔“有的在哭、在笑,也有人正持着手杖,彎着腰,在田地的黃土上搖搖擺擺着裝出老太婆的樣子”。[34] 可見當時“西北聯大”校園戲劇活動之繁盛。而在各種新劇團中影響最大的要數新生劇團了。

新生劇團由尹雪曼於1938年負責成立。據資料所見,新生劇團的演出活動非常活躍,經常到陝南甚至西北各地募捐演出。早期曾排演過《放下你的鞭子》《張家店》《有力者出力》《火海中的孤軍》《前夜》《重逢》《我們的國旗》《鴿子姑娘》《血灑晴空》等抗日宣傳劇。1939年之後,新生劇團因勞軍和募捐又上演了《人與傀儡》《天津的黑影》《烙痕》等劇。[35] 隨着陝南民眾欣賞水平的提高,新生劇團又推出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李健吾《這不過是春天》、阿英《春風秋雨》、馬彥祥《古城的怒吼》、陳銓《野玫瑰》、夏衍《愁城記》、宋之的《霧重慶》、陳白塵《結婚進行曲》、陽翰笙的《塞上風雲》等藝術水準較高的劇目,因而成為西北聯大校園裏的明星劇團。

新生劇團的演員有唐那(即唐祈)、李戰、趙鋒、李紫尼、張琳、孫材英(藝名沙合)、田心、陳家城、姚汝江等人。[36] 尹雪曼作為團長,因河南口音重,又滿臉青春痘,因此從未上台演出。而唐祈“會演戲,長得帥”,[37] “有着蘇州人的清俊風度,天生是好演員,”[38] 因而成為尹雪曼之後新生劇團的繼任團長。夏照濱“也是新生劇團裏的台柱之一”,因個子太高,演小生沒辦法找到那麼高的女主角,只好演老頭。[39] 畢業後去復旦大學任教,擔任過復旦劇社社長。雖然陝南的物質條件艱苦,但“由於他們不斷的努力,不但使新興的話劇在這兒取得與舊劇相等的地位,也向後來的中國話劇工程投一塊基石。”[40] 他們在城固和漢中的大量演出,在當時得到了很高的評價,被認為是在西北藝壇上放了一個異彩。[41]

上世紀30-40年代,四川、山西、上海等地相繼出現過名叫流火社的團體。西北聯大學生牛漢也曾組織過一個流火社,並出版過《流火》雜誌。1944年牛漢因鬧學潮被迫休學,來到西安,結識了地下黨員張禹良和西大校友壽孝鶴,三人一起籌辦《流火》雜誌。《流火》的發刊詞《人底道路》由牛漢執筆。這是一篇充滿了戰鬥精神,洋溢着激情和詩意的文字。文中提出:“讓我們站在人的立場上,打擊那些沒有生活而玩弄文藝,沒有正確的意識方向而有創作,沒有人性而欺騙大眾的寫作家們,我們要打擊那些搖擺在中國文壇上的惡霸和紳士式的‘寫家們’,這是文藝工作者切身的責任。”[42]《流火》是一個綜合性文藝雜誌,不僅登載詩歌、小説、散文,也登載理論和翻譯。雜誌的編者雖然還是大學生,但視野相當開闊,藝術水準很高。其徵稿啓事中説:“有建設性批判性及有見地的文藝論文,雜文及書評,尤為歡迎”。[43]雜誌的第一篇文章即是鄭伯奇的《當前文藝工作上的幾個問題》,主要就當時的文壇傾向、民族形式問題、言語問題、典型問題和詩的韻律問題表達了自己的見解。創刊號上的文章多篇出自西北聯大師生之手。創作方面有牛漢的長詩《老哥薩克劉果夫》、楊丹的散文《憂鬱的果實》,三篇翻譯均出自外文系師生,其中餘振翻譯的普希金的長詩《巴赫•奇薩拉伊之噴泉》、林軍翻譯的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説《小英雄》,在國內都是首譯,是直接從俄文翻譯出來的。《流火》只印了一千本,且大半被沒收,[44] 可見當時西安文化環境之惡劣。

雖然《流火》剛創刊即遭停刊,但流火社卻在西北聯大繼續存在並鬥爭着。1945年4月,經八路軍辦事處安排,牛漢重新回到西北大學讀書。回西大不久,他和劉健等七人成立了一個名叫“真理衞隊”的組織。他們以之前的讀書會為基礎,擴大吸收會員,又成立了“北方學社”,後來成員大多成為地下黨領導的流火社成員。他們廣泛團結進步學生,宣傳革命思想。通過辦壁報,成立讀書小組,積極參加民主活動,使西大被壓抑的學生運動又重新發展了起來。

三、“西北聯大”師生的文學創作

西北聯大雖然地處偏僻,但在文學活動方面是非常蓬勃的,培養的學生當中也產生了全國知名的詩人和小説家。像尹雪曼、李滿紅、孫藝秋和牛漢,都是在校期間就在創作方面“享有全國名譽的”。[45]

尹雪曼是西北聯大學生中文藝創作和組織方面最為活躍的一位。他從中學時代就開始寫作。1934年,其第一篇小説《二憨子》發表於天津《大公報》。此後,他又在《青年界》《中學生》《中學生文藝》《論語》《文藝月刊》《新人週刊》等雜誌發表了不少詩歌、散文、評論。可以説,在進入大學之前,尹雪曼已經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寫作經驗。大學時他組織西北文藝筆會,編輯《文藝習作》,組織新生劇團,並在全國各地的刊物上發表作品多篇。還創作過長篇小説《沒有春天的太陽》,反映抗戰時期青年的心理狀況。[46] 大學畢業後,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其第一本短篇小説和散文合集《戰爭與春天》,收錄了他1935-1944年間發表的小説散文29篇。如他所言,“這部集子有充分的代表性,它是中國青年面對偉大的民族聖職的一部鮮活的記錄。”[47]

西北聯大校園文學創作中最為活躍的是詩歌寫作。外文系李滿紅從中學時代開始寫詩,曾在《中學生》雜誌以“墨痕”為筆名發表短詩。大學時代,他有多篇詩作發表於桂林《詩創作》《文藝雜誌》、重慶《國民公報》副刊《文羣》、《詩墾地》《中蘇文化》、上海《春秋》、香港《時代文學》等刊物上。他學過武術,會舞劍,在大學同學的記憶中是一位“在晚夜舞劍的詩人”。[48] 他的詩感情充沛、愛憎分明,風格明快豪放,有豐富的想象力。可惜,由於營養不良、心力勞瘁,年僅25歲即病逝漢中。在西北大學為他舉行的追悼大會上,楊晦教授致的悼詞中曾把他比作英國詩人雪萊。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在40年後的一篇紀念文章中説“他是最有希望的詩人”,“假如給他以充足的時間,他會表現出與馬雅可夫斯基近似的鋒芒來。”[49] 李滿紅病逝後,《詩創作》《現代文藝》等刊物都登載了李滿紅遺作。他的摯友姚奔寫了《哀歌——悼念我歌唱的夥伴李滿紅》[50],孫藝秋寫了《哭滿紅》[51],靳以寫了《悼蕭紅和滿紅》[52],牛漢也寫了《長劍,留給我們——紀念詩人李滿紅》[53] 悼念他。姚奔於1943年為他選編了一部詩集《紅燈》。1979年,西北聯大校友李孟巖創作了描寫抗戰生活的長篇小説《風雨十年》,其中所塑造的西北聯大(書中叫巴陵大學)校園裏一個激情燃燒的“藝術迷”形象林如虹,即是以李滿紅為原型。1982年,《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為他出了《滿紅四十年祭專輯》,刊出他當年的師友撰寫的紀念文章10餘篇。多年後,牛漢在回憶中仍然認為李滿紅“當時是全國性的詩人”,併為現在的詩選本里沒有選他的詩而感到遺憾。[54] 楊晦也希望“李滿紅的詩能得到公正的評價”。[55]

西北聯大另一位較有成就的是後來成為九葉詩人之一的唐祈。他原名唐克蕃,大學時以唐那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詩作。他在西北聯大時就讀於歷史系,但經常在外文系聽課,受到系統的外國文學教育,這對他學習西方詩歌理論,探索新的詩歌形式奠定了很好的基礎。特別是在盛澄華的指導下,學習里爾克、奧登、馮至的十四行詩寫作,並加以改造,創作出一批具有民族氣質和西部風情的“邊塞十四行詩”。他是中國新詩史上最早用十四行體書寫西北少數民族題材的詩人,他將“漢族、蒙族、羌族、藏族的生活圖景都凝縮到了這些短小的作品中”,“展現出了一批此前十四行詩未曾有過的多彩景象”,[56] “能給人一種猝然的新鮮感覺”,[57] 在中國十四行詩的發展歷程中具有創新意義。

唐祈的同學孫藝秋和揚禾在西北聯大讀書期間也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詩作,孫藝秋僅1942年就在當時很有影響的《詩創作》上發表了《山野偶得》《永遠的星辰》《泥濘》《哭滿紅》《鐮刀及其他》《當年小唱》(詩輯)等,並由桂林詩創作社出版了第一部詩集《泥濘集》。揚禾1940年在大公報副刊《戰線》上發表散文《戰鬥的五月》,1941年在胡風編的《七月》上發表抗日題材小説《麥收》,1942年在《詩創作》上發表詩歌《騎馬的夜及其他》,在王魯彥編的《文藝雜誌》上發表詩歌《池沼》《四月的詩》等作品,也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西北聯大另一位知名的詩人是牛漢。他1943年考入西北大學外文系俄文組,成為“西北聯大”校園裏一名“高大、光頭、冬天光腳穿草鞋,昂首闊步地走路的大學生”。[58] 他到西北聯大讀書時已是小有影響的詩人了。剛到城固即參加了學生社團新詩社。他一直鍾愛俄羅斯文學,特別喜歡俄羅斯“白銀時代”的詩人。大學期間每天到漢江邊大聲用俄語朗誦。[59] 當然,對牛漢而言,對俄文的選擇已經不止是單純的語言和文學層面的選擇了。在西北大學,“學俄語的學生絕大多數思想都比較進步”。牛漢高中時期已經開始接觸和參加了一些地下的革命活動,到大學時,更積極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組織社團,創辦刊物。他的詩形式自由,節奏明快有力,感情素樸而真摯。

“西北聯大”的戲劇演出活動非常活躍,但在戲劇創作方面似乎成績並不突出,但也有不少嘗試。西北聯大外文系的王黎風曾熱衷於戲劇創作。他的獨幕劇《父與女》曾一再被上演,頗得好評。大學期間還寫了五幕劇《狂風暴雨》,反映淪陷區漢奸醜態,約18萬字。這部劇用去了他整個的大學時光,可惜劇本在寄到刊物的中途失落了。[60] 他還完成了不少戲劇論文和散文,散見於《文藝習作》、成都《中央日報》副刊等。1942年《青年月刊》第13卷第5期登載了黎風遺作《論兒童劇》,文章主要從兒童與戲劇、兒童戲劇的缺乏、兒童劇本的創作等三個方面論述兒童戲劇創作的問題。

西北聯大教師從事創作的人數不算很多。教師中有於賡虞、饒孟侃這樣的新詩人,但在西北聯大期間很少寫新詩,倒是一些教授熱衷於創作舊體詩,如羅章龍的《椿園詩草》,黎錦熙的《邵西詩存》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西北聯大教授裏從事小説創作的較少,政治系(同時也是歷史系)教授許興凱算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位。他是日本史專家,在西北聯大主講日本史和中國政治制度史,同時熱愛寫作。他以“老太婆”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作品,是當時非常走紅的一位作家。抗戰前就在《晨報》《新民晚報》《京報》等報刊發表了大量隨筆、散文、小説。先後著有《太太的困難》《摩登過節》《明清演義》《雙過新年》《泰山遊記》《北平西郊遊記》等著作。1937年以後,在《太原晚報》連載《錦瑟年華》,《世界日報》副刊《明珠》上連載《抗戰演義》等小説。[61] 他以自身經歷為題材創作的長篇小説《縣太爺》在《大公報》連載時,“曾瘋狂了不少士子,其聲價之高,駕乎三毛流浪記之上。在當時的文壇上,確曾紅極一時。”[62]

四、“西北聯大”與抗戰文學

西北聯大所在地陝南城固,在一個“羣山拱衞,漢江環抱,一個很幽靜的環境裏。”[63] 沒有電燈,沒有自來水,彷彿“是一個停滯在十八世紀的古老的小城鎮”。[64] 雖然地處偏僻,但始終與抗戰文藝緊密相連。正如尹雪曼在《文藝習作》代發刊辭《現階段我們的任務》中所言,希望能夠在偉大的劃時代的歷史變革過程中,以微弱的力量來協助文藝界完成抗戰建國的偉大任務。[65] 西北聯大的教師來自清華、北大、北師大、北平大學等多所學校,聯大師生的文學作品在武漢、重慶、成都、桂林、香港等地報刊上頻頻發表,這説明西北聯大師生的文學活動與其他大後方地區交流密切,是抗戰文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北聯大師生積極參與當時文壇熱點的討論。1940年5月15日,西北文藝筆會就 “文藝的民族形式”進行了討論。隨後筆會成員夏照濱發表《關於建立文藝的民族形式》[66] 一文,受到了胡風的關注。胡風在《論民族形式問題》中肯定了夏照濱文中所提出的五四新文藝是“和中國固有的文藝傳統划着一道巨大的鴻溝”,同時也駁斥了夏文指出《説岳傳》《薛仁貴徵東》《包公案》《施公案》等,“形式不健全”“內容不健全”卻“特別能表現中國民族色彩”,而且為了“舊形式的感染力量”,“不健全”的“有毒”的“某些”東西也“也都該接受”的觀點,認為這是“飲鴆止渴”主義。[67]

西北聯大師生與當時的文壇息息相通。1939年1月錢玄同病逝,西北聯大師生為他舉行盛大的追悼會。[68] 1940年10月,魯迅逝世4週年之際,《文藝習作》第8期發表《遙寄魯迅先生》。[69] 1945年12月,為紀念俄國詩人普希金誕辰145週年,西北聯大組織普希金詩歌朗誦會。[70] 1946年,聞一多被暗殺後,牛漢寫詩悼念,還組織了詩歌朗誦會。同時,西北聯大與當時國內其他大學師生互動頻繁。《文藝習作》的作者以西北聯大學生為主,偶爾也登其他大學學生的作品。而《青年月刊》的“大學動態”、“青年動態”欄目經常登載四川大學、中央大學、河南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大學、復旦大學等學生的作品,這就使西北聯大師生進入了一個各大學交流的園地。另外,抗戰時期大學之間轉學借讀的情況非常普遍。唐祈是從甘肅學院文史系轉入西北聯大文學院,揚禾1938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但一直在西北聯合大學中文系隨班旁聽。[71] 牛漢夫人吳平本來考上安徽大學,後隨叔父進入西北聯大外文系學習。各大學師生之間的密切往來,也使他們之間常常互相聲援。《文藝習作》第3期的詩歌特刊,是為了紀念在嘉定大轟炸中身亡的武漢大學詩人易銘。西南聯大“一二•一”反美鬥爭發生後,西北聯大法商學院的王繹寫長詩聲援。[72] 復旦大學學生、作家石懷池遇害後,牛漢寫了長詩《悼念,也疾呼》。由此可見,抗戰時期雖然交通不便,信息阻隔,但各大學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

西北聯大畢業的學生,在文學方面多向發展,與各地域各流派都有接觸和交流。在西安臨時大學俄文先修班學習的柳青,1938年並未隨校南遷,而是赴延安參加革命工作。他在臨大所接受的俄文教育,使他日後的創作與俄羅斯文學結下了深厚的淵源,他本人也成為延安文學非常重要的代表人。西北聯大校園詩人李滿紅來自東北,後結識了端木蕻良、蕭紅、靳以等人,走上文學創作道路。1944年,蔣星煜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東北作家論》裏,將李滿紅的名字鄭重地列入東北作家羣的名單。唐祈在西北聯大時受盛澄華影響,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產生濃厚興趣,並結合自己的西北經驗,將十四行詩本土化,創作出風格獨特的 “邊塞十四行詩”,形成一種“現實現代主義”[73] 風格,後成為九葉派詩人中的一員。牛漢從中學時代就開始關注胡風及七月派的詩歌,欣賞七月派詩人“生命的血性與藝術的個性”,發表《鄂爾多斯草原》等詩作後,引起胡風的關注,[74] 後成為七月派詩人中的重要成員。尹雪曼大學期間在小説、散文、戲劇活動、文學社團、刊物創辦方面表現突出,去台灣後成為台灣文學界重要的代表人。除尹雪曼外,在台灣文藝界活躍的趙文藝、“桂冠文學家”陳之藩等人也畢業自“西北聯大”。

結語

西北聯大雖然偏居一隅,但仍保持一種開放的姿態,與同時期其他地域文學與文化聲息與共,呈現出抗戰時期文學與文化多元性、流動性、開放性的特徵。從西北聯大這條根蔓生髮而來的文學線索,延伸到後來的延安文學、東北作家羣、九葉派、七月派以及台灣文學中,因而成為觀察和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站點。

抗戰時期,北大、清華、南開遷往西南,平大、北平師大和北洋工學院遷往西北,學界對遷往西南的知識分子的南渡北歸有着異常深入的關注,但對遷往西北,後來大部分紮根西北的這一支較為忽視。雖然從抗戰時期開始,人們就有“西北不如西南”[75] 的印象,但作為一種歷史的存在,“西北聯大”在文學、文化和教育事業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被湮沒的。

註釋:

[1]原課表中此處為“專言研究”,疑為排印錯誤,在課表後的詳細説明中為“專書研究”。見《西北聯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2]《西北聯大校刊》第1期,1938年8月15日。

[3]《西北聯大校刊》第3期,1938年10月15日。

[4]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1993年內部出版,第164、165頁。

[5]陝西省檔案局(館):《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檔案史料選編》上冊,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76-477頁。

[6]木將(耿振華):《風雨十年》,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15頁。

[7]夏照濱《是為了那一點綠的憧憬》,參加《青年月刊》1939年8卷第1期 “本社第一屆徵文”《我怎樣投考大學的?》,尹雪曼《一月斷片》入選《青年月刊》1939年第8卷第4期《暑假中》徵文。1940年西北聯大國文系大三學生李鴻敏,以論文《從中國婦女在禮法上的今昔地位以瞻其解放的前途》獲重慶的《婦女新運》雜誌以“蔣夫人”宋美齡的名義向全國女性文學愛好者徵文第三名。

[8]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356頁。

[9]李光榮:《西南聯大文學教育與新文學傳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4期。

[10]何欣:《西大在城固時期的文學活動》,西北大學台北校友會:《國立西北大學建校卅週年紀念刊》, 1969年,第47頁。

[11]陝西省檔案館所藏,《國立西北大學檔案》,卷宗號:67-1-114

[12]唐祈:《詩的回憶與斷想——我與外國文學散記》,《外國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

[13]何欣:《西大在城固時期的文學活動》,西北大學台北校友會:《國立西北大學建校卅週年紀念刊》, 1969年,第47頁。

[14]西北大學西北聯大研究所:《西北聯大史料彙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20頁。

[15]王錦厚:《聞一多與饒孟侃》,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13頁。

[16]《西北大學1939年—1943年教授、講師、助教聘書及委派書》,《國立西北大學檔案》,卷宗號:67-2-71

[17]何欣:《西大在城固時期的文學活動》,西北大學台北校友會:《國立西北大學建校卅週年紀念刊》, 1969年,第47頁。

[18]李毓珍:《我的自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原平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原平文史資料》第四輯,1994年,第197頁。

[19]木將(耿振華):《風雨十年》,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15頁。

[20]李毓珍:《我的自傳》,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原平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原平文史資料》第四輯,1994年,第199頁

[21]西北大學西北聯大研究所編:《西北聯大史料彙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59頁,2012年。

[22]餘振:《憶李滿紅同學》,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七輯,1982年,第48頁。

[23]魏荒弩:《餘振二三事》,《隔海的思憶》 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第31頁。

[24]季劍青:《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4頁。

[25]西北大學校史編寫組:《西北大學校史稿》,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156頁。

[26]枚子:《法商學院雜詠》,《國立西北大學建校卅週年紀念刊》,台北:西北大學台北校友會,1969年,第75頁。

[27]陳紀瀅:《從重慶寄到城固》,《青年月刊:文藝習作》,1940年第3期。

[28]《本會消息》,《青年月刊 文藝習作》,1940年第4期

[29]夏紫紋《悼——紀念一位文化戰士》,《青年月刊》第11卷第5期,1941年。

[30]《今後的本刊》,《青年月刊》1940年第10卷第1期《卷頭語》。

[31]紀逢春:《抗日時期的漢中話劇》,《漢中文史》第9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漢中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1年,第131頁。

[32]夏照濱:《陝南平原上的戲劇洪流》,《戲劇崗位》1940年,第一卷5-6期。

[33]書紳:《戲劇與我》,《國立西北大學建校卅週年紀念刊》,台北:西北大學台北校友會,1969年,第76頁。

[34]程敬扶:《我們來檢“夢”》,《國立西北大學建校卅週年紀念刊》,台北:西北大學台北校友會,1969年,第57頁。

[35]夏照濱:《陝南平原上的戲劇洪流》,《戲劇崗位》1940年,第1卷5-6期,第30頁。

[36]紀逢春:《抗日時期的漢中話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漢中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漢中文史》第9輯, 1991年,第130頁。

[37]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08年,第64頁

[38]唐湜:《詩人在唐祈在四十年代》,《詩探索》1998年第1期。

[39]尹雪曼:《大學生活二三事》,收入《西北聯大史料彙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83頁。

[40]夏照濱:《陝南平原上的戲劇洪流》,《戲劇崗位》1940年,第1卷5-6期。

[41]李英才:《劇的熱流在陝南》(城固通訊),《黃河》月刊1941年2卷8期。

[42]《人底道路》,《流火》雜誌創刊號,1945年。

[43]《徵稿啓事》,《流火》雜誌創刊號,1945年。

[44]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08年,第100頁。

[45]何欣:《西大在城固時期的文學活動》,西北大學台北校友會:《國立西北大學建校卅週年紀念刊》, 1969年,第48頁。

[46]《本會消息》,《青年月刊 文藝習作》,1940年第4期

[47]尹雪曼:《中國新文學史論》,台北:中央文化供應社1983年,第350-351頁。

[48]程大城:《漢江,及夢》,西北大學台北校友會:《國立西北大學建校卅週年紀念刊》,1969年,第77頁。

[49]端木蕻良:《懷念滿紅》,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七輯,1982年,第46-47頁。

[50]姚奔:《痛苦的十字》,重慶:時與潮書店,1944年,第52-58頁

[51]孫藝秋:《哭滿紅》,《詩創作》,1942年第14期

[52]靳以:《悼蕭紅和滿紅》,《現代文藝》1942年第5卷第3期

[53]牛漢:《長劍,留給我們——紀念詩人李滿紅》,《楓林文藝叢刊》,1944年第6輯。

[54]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08年,第62頁

[55]楊晦:《率真 激昂 熾烈——紀念青年詩人李滿紅》,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七輯,1982年,44頁

[56]錢光培:《中國十四行詩的昨天和今天——<中國十四行詩選>序言》,收入《中國十四行詩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第17頁。

[57]唐湜:《迷人的十四行》,收入《新意度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90年,第40頁

[58]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08年,第60頁

[59]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08年,第61頁

[60]夏紫紋《悼——紀念一位文化戰士》,《青年月刊》第11卷第5期,1941年。

[61]陳海儒、高遠:《熱血書生上戰場:西北聯大與抗日戰爭》,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7年,178頁

[62]又玄:《老太婆的哲學》,收入《國立西北大學建校卅週年紀念刊》,西北大學台北校友會,1969年,第64頁。

[63]吞吐:《西北聯大動靜》,《青年月刊》1939年第7卷第6期

[64]夏照濱:《西北聯大剪影》,《青年月刊》1939年第7卷第1期,另可參考少穎:《西北聯大剪影》,《西北論衡》,1939年第7卷第4、5期。

[65]尹雪曼:《現階段我們的任務》,《文藝習作》,1939年第1期

[66] 夏照濱:《關於建立文藝的民族形式》,重慶《新蜀報》副刊《蜀道》,1940年第145期。

[67]胡風:《胡風評論集》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第235、245頁。

[68]木將(耿振華):《風雨十年》,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11頁。

[69]羅達:《遙寄魯迅先生》,《青年月刊 文藝習作》第8期,1940年10月。

[70]魏荒弩:《大漢小記——記詩人牛漢》,魏荒弩:《櫪齋餘墨》,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9頁。另見楊沙林:《用生命播音的人——憶齊越》,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第16頁。

[71]《國立西北大學檔案》,卷宗號67-4-183 ,總標題:《西北大學1939年學生學籍文件,申請休學、休假及批示文件》,藏於陝西省檔案館。

[72] 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08年,第68頁。

[73] 揚禾:《逆旅蕭蕭》,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 1994年,第295頁。

[74]牛漢:《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08年,第100頁。

[75]陳紀瀅:《從重慶寄到城固》,《青年月刊:文藝習作》,1940年第3期。